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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录

1. 唐朝如何灭亡的
2. 唐朝时期到底有多繁华
3. 唐朝中期发生了什么战乱使唐朝从此一蹶不振

[One]、唐朝如何灭亡的

〖One〗、唐朝灭亡的原因有三：安史之乱、藩镇割据、内乱频发。

〖Two〗、安史之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的，李隆基沉迷酒色，边疆屯田政策让他们可以不受朝廷俸禄，自给自足，权力被节度使把握在手中，安禄山趁机起兵造反。

〖Three〗、藩镇割据受安史之乱的余威影响，朝廷只是进行安抚，封了一大堆节度使去治理边疆，导致内政一直不稳。

〖Four〗、唐朝皇帝居然也是一忍再忍，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也发动过战争，但战争并没有让藩镇们收起狼子野心，反而是皇帝向藩镇们妥协，导致藩镇割据进一步加深了。

[Two]、唐朝时期到底有多繁华

唐朝是5000年古代中华社会里最繁荣富强的美轮美奂的朝代，不仅对中华民族贡献巨大，而且对整个亚洲各国都有深远影响。

1.诗歌:出现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这样的诗人，他们的诗歌流放百世，脍炙人口。我们今天的教科书、杂志、我们的历史遗迹、建筑、文学影视作品，无处不在都是唐朝诗歌。只有当一个国家国泰民安，强盛无比，他们的文化才会大放异彩。

2.服饰:唐朝的和服，将军和士兵的盔甲，远播东瀛，日本之后的军队铠甲基本造型全是模仿唐朝军队。日本民族服装和服，就在公元3世纪的奈良时代，开始在大量模仿唐朝服饰，逐渐行成以唐服为基本款式的大和民族服装——和服。

3.武术:唐朝是中华民族武术开始起源的时候。那时的武术没有行成流派和宗派，全部统称为唐手，后来日本人的空手道和柔道，以及韩国的跆拳道，都是源自唐手。

4.茶道:茶道在唐朝时期流行起来，“茶道大行，王公朝士无不饮茶”。

5.佛教文化:鉴真东渡，玄奘西游。话不多说，两位大师早已是中国佛教界殿堂级人物，为佛教为中华文化贡献巨大，有的中亚小国国王，听说玄奘高僧到访此地，激动说到:‘有东土大唐高僧到此，让我皇宫蓬荜生辉’。

6.唐朝设立节度使制度，为‘府兵制’，类似于职业军人制度，其军队战斗力和素养较高，比起周边敌对国家的游牧民族军队，绝对甩了一条街。唐朝的军队兵器质量较好，包括弓弩都强于游牧民族的军队。

7.唐朝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国家元首——武则天。她在位期间，灭高句丽、西突厥、百济，平吐蕃叛乱，帝国版图之大旷古未尽。创立殿试制度、开武举、是民风强悍，兴尚武之风，修龙门石窟大兴佛道。

总之，无论在任何方面，唐朝都是November1，其实我们应该研究我们封建朝代为何只有唐朝强盛，他是在哪些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如此幸运，成为历史的宠儿的！

[Three]、唐朝中期发生了什么战乱使唐朝从此一蹶不振

安史之乱，是中国唐代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，是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，同中央政权争夺统治权的战争，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。是因为唐玄宗晚年不管朝政引起。由于发起叛乱者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为主，故称安史之乱，又因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，也称天宝之乱。安史之乱从公元755年12月16日爆发，至公元763年2月17日平息，历时七年零二个月，由三代皇帝平定，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，可是对中国后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对外关系的发展等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，唐朝再无中兴之日，变得平庸。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：“由是祸乱继起，兵革不息，民坠涂炭，无所控诉，凡二百余年。”

我认为不是李林甫一个人造成的，虽说要承担主要责任，但不能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他身上啊，杨国忠，唐玄宗等也有很大责任，而且爆发安史之乱的原因很多

唐前期，在边防要地设置藩镇，以节度使统领军队，代表皇帝驻守边疆，后来逐渐推广成为制度。到了玄宗时期，在边地设置了九个节度使，每个节度使拥有2至9万人的军队，而当时唐朝全部军队的总数不过57万。节度使的边兵要比京师及内地的兵多出6倍，且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疆地区，这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。节度使不仅拥有长期受自己控制的军队，还兼管着当地的民政、财赋，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，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。

2.相邻民族经济发展差距过大，会使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，向经济发达地区施行掠夺与侵略(安禄山是被当时中国繁荣景象所引诱，才发动了叛乱):

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，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和调整。他整顿纲纪、废除苛法、重视生产、对外开放，天下太平，经济繁荣，开创了有唐一代的盛世，史称“开元盛世”。史书记载，开元盛世之时，谷物连年丰收，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，有的陈年稻谷都已腐烂，繁荣富裕可见一斑。而唐代交通较为便利，水陆交通贯通全国，江淮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漕运送往京师。玄宗时的漕运改革，使他不必移驾洛阳，便可坐享江淮的丰富物产，这使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十分眼红。而玄宗长年不至洛阳，无法直接掌控河北军队，也给了安禄山在此地坐大的机会。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，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、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大的权力，便趁朝廷不备之际，发动了叛乱。

3.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:

唐朝经济，虽然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，但盛世背后，己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。唐朝赖以富强的“均田制”遭到严重破坏，土地被大官僚、大地主、大豪商大量兼并。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，破产流离的绝境。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，使经济恶性膨胀。到玄宗执政后期，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悬殊。贫富差距的极端化，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。失去土地的农民承担不起日益繁重的赋役，被迫背井离乡，四处逃亡，生活越来越艰苦，只有沦为大地主的荫户、奴埠或者是铤而走险、占山为王，以劫掠为生，甚至是聚众造反，进行武力反抗斗争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，给了安禄山之流可乘之机。

唐初原就有“出将入相”的制度，但到了李林甫任宰相之时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，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。胡人没有文化，不识汉字，即使有再大的功劳，也不可能入朝为相。这样，他就可以长期占据相位。殊不知此举必然引起胡人的不满。而边防重镇长期落入胡人之手，也是一种隐患。当杂胡出身的安禄山实力扩大又极得玄宗宠信之时，必然不将贪暴无能的宰相放在眼里（是指杨国忠，之前没有说清楚，多谢

@鲜卑利亚虎

安禄山曾为了讨好玄宗，不拜太子，声称“只知陛下，不知太子”。这样的言行必然引起太子的强烈不满。到玄宗年事渐高，身体渐弱之时，安禄山担心玄宗一死，太子即位会对他不利，遂生叛乱之心。

唐朝虽属开放型的封建王朝，但在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影响下，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。玄宗时期，就多次攻伐奚、契丹部落。但同时，玄宗又完全不设种姓之防，宠信杂胡安禄山，任由他大肆提拔胡将，排斥汉人。安禄山在天宝〖Fourteen〗、年（755年)，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，还养同罗及降奚、契丹健儿八千多人为假子。他以后的叛乱就是以这些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就提到:“安禄山的势力，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。此种胡兵团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，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。他们一旦羽翼长成，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。”个别学者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，认为安史之乱的参与者以粟特人为核心，叛乱是粟特人问鼎中原的一次明显的表现。安禄山打扮成该族的光明之神，以此为号召，在当地粟特人聚集部落，利用粟特人的组织和理财本领，组织起叛乱。

玄宗享有太平之世日久，以为天下太平，从此万世无忧，“宴安骄侈”就代替了“励精图治”。从早年的积极纳谏转变到拒谏甚至杀谏。对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君子憎恨排斥，反而“远正士，昵小人”。他罢黜张九龄，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，正是安史之乱的祸端。玄宗迷恋杨贵妃，还使其一家得贵。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，从兄不是朝中高官就是驸马。而另一从兄、不学无术的杨国忠竟出任宰相，甚至身兼四十多个职位。封建纲纪完全乱套了。玄宗对杨氏一门的宠溺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财政和军国大事。他“视金帛如粪壤，赏赐贵宠之家，无有限极”。仅三位国夫人每年的脂粉费就要赐钱百万，其他赏赐更是不计其数。他还无数次地带杨贵妃临幸华清池，铺张浪费更是史上罕见。因此，唐以后各代皇帝都对“女祸”有所防范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说过:“昔玄宗内惑于声色，外蔽于权奸，以养成安史之乱。”这“声色”就是指杨贵妃的女子之祸，而“权奸”则是指任相非人。

再回答第三个问题，我认为安禄山叛乱和他是胡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主要是因为以上的原因，首先如果没有第一个条件，那安禄山有再大的胆子他也不敢造反啊，没有足够的兵力，造反不就等于自寻死路吗？所以安禄山是因为一系列偶然的原因才造反的。

顺便说一下安史之乱对唐朝造成的影响

第一，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。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记载：“宫室焚烧，十不存一，百曹荒废，曾无尺椽。中间畿内，不满千户，井邑楱荆，豺狼所号。既乏军储，又鲜人力。东至郑、汴，达于徐方，北自覃、怀经于相土，为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”，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，一片荒凉。杜甫有诗曰：“寂寞天宝后，园庐但蒿藜，我里百余家，世乱各东西”。这说明经过战乱，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。

第二，安史之乱，使唐王朝自盛而衰，一蹶不振。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，安史余唐末藩镇割据形势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，各自为政，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。安史之乱起，唐王朝分崩离析，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，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。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，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，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，为了私结党羽，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，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，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(今河北南部，河南北部)、张忠志(后改名李宝臣)据成德(今河北中部)、李怀仙据幽州(今河北北部)，皆领节度使之职。这就是所谓“河北三镇”。三镇逐渐“文武将吏，擅自署置，赋不入于朝廷”，把地方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，“虽称藩臣，实非王臣也”。以后其他地区，如淄青(今山东淄川、益都一带)李正已，宣武(今河南开封、商丘一带)李灵曜，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，不服朝廷管理。这些方镇或“自补官吏，不输王赋”，或“贡献不入于朝廷”，甚至骄横称王称帝，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，这种现象没有终止。

第三，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。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，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，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。安史之乱后，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。潼关和虎牢关之间，几百里内，仅有“编户千余”，邓州的方城县，从天宝时的万余户，骤降至二百书本《安史之乱》户以下。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，所谓“靡室靡农，皆籍其谷，无衣无褐，亦调其庸”。唐宪宗元和年间，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，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，所以“率以两户资一兵，其它水旱所损，征科妄敛，又在常役之外”。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，也遭受着“暴刑暴赋”，如田承嗣在魏博镇“重加税率”，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“物力为之损屈”，等等。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，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，代宗一朝，“群盗蜂轶，连陷县邑”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(公元762年)的浙东袁晁之乱，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，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，舒州杨昭之乱，永泰年间(公元765年)邠州之乱等等。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，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。

第四，经过安史之乱，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。安禄山乱兵一起，唐王朝将陇右、河西、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，造成边防空虚，西边吐蕃乘机而入，尽得陇右、河西走廊，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。此后，吐蕃进一步深入，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。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，朝不保夕，更加岌岌可危。

第五，安史之乱，促使经济重心逐渐南移。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，大量北方人士南渡，“四海南奔似永嘉”。南方相对较为稳定，北方人口的南迁，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，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，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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